Header

2020-06-15 16:46

“总觉得官员距离老百姓还是远了一点,如果官员能够实名开微博,是不是心理上距离老百姓更近”、“在新媒体时代,其他省市都产生了明星官员微博,深得网民追捧,深圳的官员却普遍‘深度潜水’,显得不够自信”……在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期间,深圳官员实名开微博迅速成为热门话题,并引发众多市民讨论。

张荣刚:相比其他城市,深圳的氛围还是比较开放的,或许是因为官方与民众的沟通渠道比较多,比如政务微博,比如民心桥,比如不定期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等等,这让官员开微博的动力不足。另外,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官员开实名制微博,而且还要做出影响力,起到正面作用,需要官员自身具备较强的媒介素养,他要熟悉业务,懂传播规律,而且具备足够的沟通能力,或许这方面的条件还不足。

张荣刚:我希望官员开个人微博,不论这个官员是科级、处级、局级还是更高级别的官员,如果他的微博运作得好,首先是个人勇气和智慧的体现。另外,官员开微博与民众互动,这是对民众信任的一种积极回应,这种行为如果从单一走向群体,无疑能积少成多,提升政府形象。但需要注意的是,官员不要直接用微博办事,也就是不要干扰到正常的行政工作,即使搜集到了信息,也要通过正常的程序来实现。

一部分官员坦言,实名开微博确实要面对不小的压力,这种压力不仅来自于微博粉丝,也来自于政府系统内。“别人都没做的时候,你做了,你就是异类;你做得成功做得好,你就是出头鸟,你做得不好,还有很多人看你笑话。”一位官员对此直言不讳。从现实的情况来看,微博上的官员“大v”,到现在还争议不断。

王峰认为,官员微博发布的内容,受限于职位、工作权限等因素,微博中的观点态度甚至可能与政府决策截然相反。“一个部门的行政长官在微博中表达自己的判断和理念,回应诉求、答疑解惑,可以体现部门意志,但非行政长官很难这样。”王峰分析,在行政管理中,讨论场合可以充分发表意见,决策之后却必须执行,因此,非行政长官的理念有可能跟部门不尽相同,进而在民众中间引起混淆。

事实上,呼吁深圳官员开微博的声音并非当前才出现,早在2012年初的深圳“两会”上,政协委员陈一丹和张学虎就公开表示,“深圳政府应当多利用微博这一新平台来推行行政管理,打造官员微博明星”,“深圳政府和官员应当推出更多的微博,利用微博来问政,这样也能体现出深圳政府和官员的开放、新锐和豁达,建议市委书记王荣和市长许勤带头推出微博”。

深圳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,社会迅速掀起活动热潮,党委、政府各部门结合本职工作,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,推动党员干部下基层,走到群众中间倾听诉求,围绕基层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工作。受到舆论影响以及对党员干部作风转变的期待,深圳市民也积极参与其中,并为党员干部联系群众献计献策。

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,是异常活跃的深圳政务微博群,从“@深圳微博发布厅”这个市政府的官方微博,到“深圳公安”、“深圳交警”、“深圳天气”、“深圳交通”等职能部门微博,深圳政务微博以“集团军”的方式玩得风生水起。大批内容原创,形式多样,互动频繁,维护得力的政务微博,大大提振了整座城市的形象,也赢得了市民的广泛认可。仅以“深圳交警”为例,因为用心经营,“@深圳交警”已经从简单的信息双向传递,演变成真正的政务平台。它不仅能答疑解惑,还能快速解决市民的投诉和举报信息。“@深圳交警就是一面窗子,你能看到屋内的人,在联系群众上有多努力”,这是一位网友对交警官方微博的评价。

面对群众的呼声,深圳的官员如何反应?记者专门就此采访多了多位政府职能部门处级以上领导干部,他们的共同态度是:即使组织上允许,作为官员,他们也不会轻易开设实名微博。

“官员实名开微博,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没有太大问题,问题更多出在文化传统和公众理念上。”王峰指出,社会大众一方面有对权威专家的迷信,一方面对政府并不完全信任,“但更加理性的社会应该将政府官员的言论视为信息来源的途径之一,对信息有自己的分析、筛选和判断”。

“如果大家把公私绑定在一起,过于迷信公务身份的信息渠道,很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决策。”王峰提醒道,同为政策制定者,有人在自己的领域全知全能,作出的判断准确率会比较高,跟公众沟通的正效应就比较明显;但如果这个工作人员从事部门性的工作,作出的判断则会受限。

金心异(市政协委员):我觉得官员开微博纯粹是一个个人自愿的行为,如果他想提升个人的网上声望,而且有能力通过个人微博促进工作,开设也挺好。但如果说老百姓非要官员开微博,可能还是反映出老百姓对包青天一样官员的期待。事实上,按照正常的行政流程,老百姓的诉求,应该通过合法的渠道进行解决,指望官员直接干预,这是对行政流程的破坏。

张荣刚(市政府新闻办高级新闻顾问):公众有这样的诉求是可以理解的,长时间以来,老百姓都希望能够与公权力的代言人(官员)有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,微博就是其中之一。或许在接访的过程中及正式的场合,普通群众还有些拘谨,但借助网络,老百姓或许更能感受到身份上的平等,这种交流方式是他们喜欢的,这没有什么不好。而且群众呼吁官员开微博,说明政府官员还是值得信任的,从这一点上来看,官员没有理由拒绝,要借这个平台巩固群众对官员的信任。

深圳市气象局一位相关负责人称,官员一定程度上也是网民中的一员,其个人微博代表的是个人意见,但由于其官员的特征和影响力,也会导致微博上的言论形成一定的效应。“我并不排斥官员开微博,通过明星官员的个人影响力来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,这也未尝不可,但不能成为主流”。在他看来,法治化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。

纵观深圳,从微博流行开来算起,深圳就鲜有“个性化”官员在微博上抛头露面。深圳市政府一位科级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掰着指头想了半天,也才勉强回忆起现任职广东省社工委,曾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长的刘润华。记者细致梳理发现,截至目前,从交通、城管、教育、卫生、公安等涉及民生的职能部门,到纪委、组织部等党委序列单位,没有任何单位“一把手”实名染指微博。即使将搜索的范围扩大到处级以下干部,微博平台上也难以寻觅到深圳官员的身影,即使有个别官员愿意尝试,其影响力也十分有限。

笔者调查发现,深圳市民对官员实名开微博的期待,一部分源自微博平台上政府官员“大v”的影响。“广州有波子哥、云南有伍皓、浙江有蔡奇,他们不仅官阶较高,影响力也非常大”,网友“飞在云端”通过深圳网络论坛发表自己对官员开微博的观察,“事实上,如果有足够自信,而且掌控得好,微博真是官员在群众中树立责任感和威望的好工具”。

韦礼新(某政府机构官员):官员的个人微博如果成了明星微博,一种必然的推理是,这个微博有影响力,它可以干预到某些社会事件的进程,要么形成压力,要么形成鼓励,普通群众看到这种结果后会认为,这都是因为官员的重视。事实上,一个健全的社会,一个法制成熟的城市,应该花更多精力在制度建设上,通过体制机制搜集信息,处理矛盾,解决问题,这才是推动社会良性运转的方向。

还有更多的声音,支持着官员实名开微博的倡议,而所有呼声的指向,都是希望官员能够借用网络平台,用更加亲民的方式与群众交流。

一位署名“@特区”的网友称,如果政务微博被视为新时期“群众路线”的重要平台,那么官员实名开微博就是“群众路线”进一步的延伸。通过微博平台,基层信息、市民诉求能够通畅的传达到主政者,主政者主动搜集信息也更加方便。另外,官员开设实名微博,用群众熟悉的语言与大家交流,不仅能够提高个人声望,也有利于提升党员干部的整体形象。

一位在党委系统工作的副局级干部说,如果从联系群众的角度出发,单位的官方微博,完全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。大多数政务微博的运作团队,是直接由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来管理的,群众反映了什么诉求,提出了什么问题,官方微博都能收集得到,领导干部也能看得到。如果官方微博运作比较顺畅,官员实名开微博就没有太大意义。

刘女士(媒体从业者):在深圳这样一个以改革创新著称的城市,按理说,官员是应该关注这个社会发展进程的,他们应该有热情、有能力去适应新媒体,并通过微博平台“发声”的。但现实的状况是,大多数官员要么不愿意,要么不敢参与社会热点事件的点评,也难以影响社会的进程,这从一个一侧面反映出官场的保守风气。

有细心的研究者对官员“大v”的影响力进行分析后发现,明星官员微博大多具有相同的特质:能够使用生活化的文字与网民交流,敢于介入社会热点事件的点评,拥有独立和客观的立场,具备政治智慧和勇气。如果用这些标准来评判,深圳官员微博的表现只能用暗淡来形容。

在王峰看来,官员微博最大的问题在于公属性和私属性难以界定,他身边的官员也有同样的顾虑。“打个比方,周小川在微博上表达一个观点,你能分清这是他个人的判断还是人民银行的判断?”王峰担心在个人微博里发表的意见和观感,会被公众赋予政府的色彩,然而官员的分析判断跟最终行政指令的下达,很可能迥然不同,“公众很难判断,你到底示范的东西是官方的还是个人的”,加之微博的“标题党”属性和极快的传播速度,让事后的补救澄清变得困难。

无一例外,大多数官员要求记者在报道中匿名。一位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表示,官员以个人名义开设微博,容易造成私人身份和公职身份的混淆,其在个人微博中的言论,或对社会热点事件的点评,容易被视作政府部门的立场,这种状况或许会对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行造成影响。

“我可以为自己私人微博上的言论负责,但如果介入公职背景,就容易出问题。”王峰说,尊重官员个人的意愿和选择,比强制规定更好。“如果强调公职背景,政府就要制定管理和操作的严格规定。”王峰强调,“公私分明,公众才能对我们有准确的判断。”

深圳某市级业务部门处级干部王峰(化名)称自己为网上的“潜水一族”和“信息接收者”,他私底下注册了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,但几乎从不发表评论,也没多少人知道他的账号。他所在单位的最新业务信息则交给官方政务微博来发布,“深圳的政府信息透明化做得比较好,政务微博已经可以满足我们发布信息、与公众沟通的需要,官员不需要再去开辟一条通道”。